5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专题报道，集中关注了“儿科门诊密集关停”、“儿科医生荒”等话题。荒诞的是，两年前，《经济半小时》对这一话题已经做过关注，两年后，记者希望回访当初采访的北京儿童医院和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时甚至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两年来“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观，巨大的就诊压力让他们疲于应付，不愿再就这一话题接受媒体采访。”唯一接受采访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也无奈表示，“对于儿科建设的后续投入没跟上，反而让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都将母婴安全和儿童健康作为重要内容，其中“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母婴安全计划和健康儿童计划。
基于此，近期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印发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等系列政策文件，然而健康点调研后发现，政策落地周期长、人才流失严重等因素，都让儿科窘境短期内无法得到缓解。
人才之困
据媒体报道，2017年入冬以来，一场自200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流感来袭，各地儿科门诊人满为患。由于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医生的身体状况也面临着考验，在此形势下，2018年年初，天津、江苏等地有医院发出儿科停诊的公告。
由于儿科患者的特殊性，医生所投入的精力、时间往往大于成年科室。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发改委、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等具体目标。
当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49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0.85~1.3人）。
儿科医生荒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早在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就印发了《2015年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方案》，利用财政经费对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辖区内县级医院（含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临床类别）的医师，经过一年的培训使之成为熟悉儿科专业、掌握儿科临床技能的儿科医师。
《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也提出了三项举措来加强儿科医务人员培养和建设。
一是推进高等院校儿科医学人才培养。《意见》提出2016年起在39所举办“5+3”一体化医学教育的高校开展一体化儿科医生培养，扩大儿科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这两年，教育部审批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儿科学以及中医儿科学频现。据健康点统计，教育部在2017年、2018年3月审批的新增本科专业中，分别有20所、11所大学新增了儿科学或中医儿科学专业。
近日，河南中医药大学也获批了“中医儿科”本科专业，今年将面向全国招生60人。
但一个成熟医生的培养周期可长达十几年，虽然这几年国内高校陆续在招收、培养儿科专业人才，但充实到一线仍需时间。
二是扩大儿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模。《意见》提出根据临床医学、儿科学毕业生数量和岗位需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向儿科倾斜，到2020年累计招收培训儿科专业住院医师3万名以上。
三是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通过财政补助和医院自筹等方式拓宽经费来源，加大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力度。对已转到其他岗位的儿科医师，鼓励和引导他们返回儿科岗位。开展市、县级医疗机构相关专业医师的儿科转岗培训。
但国家在拓宽儿科医生来源的同时，仍需注意到儿科医生流失、待遇差、工作量大、医患关系矛盾等问题。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钟山曾表示，尽管深圳市政府给予了儿科医疗扶持政策，但由于相关配套措施未跟上，无法具体落实。
而在这个月刚发布的《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也提出了“加强儿童医疗保健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培养和培训力度，提高薪酬待遇，促进职业发展”、“合理调整儿科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等内容。
广州市在此方面已经有了相关动作，从今年5月1日起，6岁以下的小孩在广州的公立医院看病都加价了，加价幅度在30%以内。广州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主要是出于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留住儿科医务人才的考虑。而此前，珠海、佛山等地也有了类似举措。
但目前看来，政策的落实仍被期待。正如姜玉武所说，对于儿科建设的后续投入没跟上，反而让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提升专科建设 鼓励社会办医
在此次印发的《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出了五项具体的行动，专科能力建设便是其一。该《计划》中提出了综合性医院着力加强妊娠合并症处置、危重孕产妇多学科联合救治，重点提升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分娩量较大的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着力加强产科亚专科和新生儿科建设，逐步建立产科重点专病医疗组。
在《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出了“扩大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推进儿科医联体建设，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儿童医疗保健机构”的内容。
健康点此前报道，在上个月举办的2018首届妇幼医疗高峰论坛上，道彤投资管理合伙人孙琦讲到，随着“85后”、“90后”具备很强“消费升级”意愿的女性逐步进入适育年龄，儿科、妇科的需求正在爆发，但是供给却严重不足。
而我国的儿科门诊量，近半是由综合性医院承担，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所提供的服务占比极低。
2017年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中介绍，最近几年，中国儿科医生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10.7%。调查显示，我国43.6%的儿科门诊量、53.5%的儿科急诊量是由综合性医院儿科承担的。在城市，儿童专科、综合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提供的儿科医疗服务比重分别为0.5%、24.4%、69.3%、4.4%、1.4%。
因而，加强专科能力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妇儿医疗机构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例如，《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出积极开展专业陪伴分娩等非药物镇痛服务，鼓励开展药物分娩镇痛服务。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北京地区所有妇产科专科医院，包括社会办妇产科医院已开始提供无痛分娩服务，而在综合性医院，由于麻醉科无暇顾及等原因，能提供无痛分娩的还不多。
专科医院和社会办医在服务能力、专科建设上便显现出一些优势。
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12年－2016年中国境内医院并购活动回顾及展望》显示，2016年医疗健康行业的并购境内医院并购数量为106宗，交易金额达161亿元。其中，专科医院交易数量占交易总数的一半以上，达59宗，是境内医院并购最为活跃的领域，已披露的交易金额超过61亿元。而在其中，妇儿医院的交易金额位于榜首，高达21.11亿元。
健康点曾做过统计，截至去年底，共有19家上市公司纷纷布局妇幼医院领域。但与口腔、眼科这类专科医疗机构相比，妇儿类医院的扩展速度要慢很多。
“目前中国妇儿医疗领域优秀的创新项目并不多。“上海春田医院管理公司创始人段涛曾提出，在妇儿医疗市场上，真正的创新不应该“老是想着跟公立医院去竞争”，而应该是发展不同于公立医院的服务，并与公立医院形成互补。
对于资本看重妇儿医疗机构，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段涛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便在于中国缺乏真正懂商业运作规则、懂市场、懂经营、懂管理的医院管理者，缺乏离开公立体制全身心投入非公立医疗领域的医生。（来源：财新健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