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找工作。有的是白领，有的是北漂，有的是频繁跳槽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但是，随着货币每年百分之十的通胀压力、各个行业在互联网逼迫下不得不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以及高房价面临崩盘的危险，使得好工作、高保值的工作也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除非你愿意用工作狂的方式换取以前本来按步就班就能赚取的财富。

有专家预言：随着高通胀的压力和行业调整以及房地产危局的出现，下一轮失业潮有可能演变成制度牺牲品。

新的职业不断被催生出来，旧的职业还没落伍，一个庞杂而多元的职场生态和心态景观暴露出职业人的种种身份焦虑，为谁而工作是每一代际的人都不得不去想却各有标准答案的疑难问题。

100年来的中国人只有三种职业：革命家、改革家和变革家。1978年之前，革命者的职业描述是确立一个新世界；1978年之后，改革者的职业描述是装修一个新世界；2000年之后，变革者的职业描述是创造和革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刷新一个新世界。

在中国的职业谱系图上，革命家、改革家和变革家是“三原色”，把这些颜色予以调和，则可分别派生出不同的职业身份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将职业者分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划分逻辑既是政治的需要，也第一次将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和社会阶层、社会地位挂上钩来。

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标准，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0，香港）中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和社会有害群体八个阶层。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北京）则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

这种宏大的“职业-阶层”划分在社会学的价值框架内，使得职业成为一种衡量“社会如何被组织”的研究视角。但对于个体而言，职业始终在三个层次上体现出价值：谋生价值（安身立命）、上行价值（未来发展）和体验价值（幸福和成就感等等）。

这是新时期每个人的职业价值观。

不劳无获的劳动价值论、为人民服务的普世观和信仰工作的工作原教旨主义在一个全球化（又是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没多少市场了。相反，人们更多的发现劳而无获的存在，并对此提出了心理上的种种质疑：当辛辛苦苦的积蓄以前能买个卧室而现在只能买个厕所时，当物流技术在实现“流程再造”和女人们在实现“流程再嫁”时，当社会的再分配模式从制度系统的孱弱变成民间系统的强悍时，一种旧的架构已衰老，而新的架构还没诞生。

无论你是革命派、改革派还是革新派，亦无论你初入职场还是职场老手，即便手捧无数本职场圣经、在办公室政治和社交名利场中出生入死、跟工作热恋、结婚、生出一堆团队来，你都会因职业身份的快速转变而生出无数的焦虑。

“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工作。”一名年轻的老总曾经如此感叹。一方面是快速提升的业务，另一方面是自我和团队的迅速成长，才能应对这个“不确定、变化快”的世界。

职业身份的认证在这个时代显得混乱而庞杂，手递一张名片：置业顾问是售楼小姐、合伙人是皮包公司、什么头衔都不印则可能是个幕后主脑。主管可能是办事员经理则可能是大公司独霸一方的实权者、总监下面可能还有执行总监、副总监。总经理上面可能还有大中华区总经理。一个人昨天是打工的，今天就是老板；昨天还不入流，今天就跟你坐在同一个VIP席面上；昨天你还在背地里羞辱他，今天就可能当着面求他。

广告公司给员工培训，第一条就是摸清楚客户是干什么的，管哪块。光看名片铁定看不出来，一定得研究组织结构和主营业务。

焦虑也随之而来。一个传媒老总跟同事讲他的一个梦境，梦见在跑步，跑了第二名。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你可不能跑第二啊，你可是《第一XX周刊》的啊。”新杂志筹备两个月了，他还觉得恍惚，笑言自己还没觉得是新东家的人。

《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伯顿曾说：“只要不觉得羞辱，人完全可以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哈，他加了一个伟大的定语，在决定前途和命运的职业面前，人人都力争上游，用物质语言对话是避免羞辱的唯一办法。

阿兰•德伯顿说，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职业身份的切换也是如此，用下一个职业取代上一个职业，用下一种声望取代上一种声望，用下一轮薪水取代上一轮薪水。

许多人把职业当作一种过渡性的产品来对待——没有一个终身职业，而是随时会停摆，放下工作，出去旅行，然后回来再上班。

自由职业的出现提供了这种可能，一年有两个月在闲着或每过两年要歇上一阵。这种过渡职业的出现甚至让人嚷嚷着要35岁之前退休。与“40岁之前用身体换钱，40岁之后用钱换身体”的活法不一样的是，他们早早就设想了后路，不会成为工作的奴役，认为工作是通向某种自由之境的一个渡口。

过渡性职业在八〇后的孩子那里显得更是理所当然，他们不需要赚很多钱，人人都可以当“啃老族”，如果一份工作不是自己所乐意去做的，可以像一份情感一样随时抛弃。一份职业的开端和结束往往更具有主动性，而不是被选择。

与自由职业不一样的是，过度竞争出现在很多行业里面，先是席卷了IT行业，接着房地产行业也出现了同样的局面。想必在将来证券业、金融业、财务业都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就使得“IT行业的蓝领工人月薪只有2500元”成为一个现实。

要想看看几年后哪些职业会出现过度竞争，只需看看现在的大学招生有哪些热门行业即知。

过度竞争使职业形态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些曾经具有声望的、能带来好运的职业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充满光环了。大学“一毕业即面临失恋和失业”的局面并未结束。所有行业都声称要“两年以上的从业经验者”。

白领工资条按城际划分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有的只是人们的攀比之心在作祟。《劳动法》即便规定加班享有双倍的薪水，但不加班职员便觉得对不起老板，都要在下班之后磨磨唧唧一阵再走。国务院在征求各界意见，使得上班1年的人即可享受带薪年假5天，但过度竞争的现实情况是：表现比你更积极的人将受到肯定，而你在海滩上休假时也许只能感叹“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因此催生出一个过分敬业的群体来。他们的职业价值观是蜘蛛侠的价值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一方面高喊“不想工作”，一方面表现得比谁都热爱工作。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工作，人生便不完整，工作是“金不换”。年少多金者或创富领袖体绝少能体会到这种工作乐趣——不是谁都能在深夜加班中体会到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尽管“过劳死”让职场中的人们岌岌自危，但工作的冲动却远胜于偷懒的冲动。中国人的勤奋和热忱使永动机都相形失色——如果真有永动机存在的话。为谁工作？为什么要工作？什么是好工作？这种职场菜鸟尚在思考的命题在濒临身体破产的、过劳死易感人群那里都不是问题。一个激情四射的人生伴随着深深的躯体疲倦和内心活跃。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在他们看来是被时代淘汰的一个族群，只有折腾才是主旋律。这也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革命者、改革者、变革者是职业价值的主流。

随着八小时工作制的名存实亡，第一空间（工作间）、第二空间（生活间）、第三空间（休闲场所）的界限正在弥合。一台电脑基本上能够解决当代人从娱乐到生活到工作的各项需求。因此，办公机制也面临着新的组织关系。管理学大师汉迪就预言了三叶草组织的出现：第一片叶子代表核心团队；第二片叶子代表外界顾问；第三片叶子代表临时雇佣者。

对于“耐克”而言，品牌管理者是第一片叶子，设计师是第二片叶子，加工商是第三片叶子。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以外完成的。

这种新的机构模式的形成使得职业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只有少数人是终身雇佣者，只有专业人能有更多项目可做，而临时雇佣者则有更强的生产能力。办公室这个传统意义的支撑职业人的地点已经变得模糊，在许多新兴行业面前已不再适用。

与此相伴的是，专业人的出现、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的兴起使得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崛起使得职业有了新的价值观：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因此雷锋叔叔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冷笑话。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和激情也被偷换成一个个励志和成功学的符码。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无趣而冷漠的、在利益驱动下的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群体的成熟，使得观念的变革、理念的创新成为可以操作和执行的真箱实货。

早在2003年，中国社科院曾经统计过声望最高的三个职业分别是：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大学教授。更早以前则是：市长、部长和大学教授。4年后，有人认为这个声望调查符合新时期的职业观吗？人们更加愿意拥护自己手头的那份工作，尽管它有多么不如意，但看起来还是美好的。

40年前，《中国大趋势》和《定见》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第一次来中国时，招待他的娱乐节目是喷火表演。后来，当他再一次去当年的那个地方时，马友友正好在那里演出。他说：“从40年前的喷火表演到现在马友友的演出，这就是中国这40年来发生的变化的一个缩影。”尤其是，马友友不是在为他表演，而是在为那些忙碌的事业有成的中国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