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2013年，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历程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具有了明确而坚定的中国文化认同，也因为，领袖级企业家有了中国文化的自觉。

　　首先是当今中国首富王健林。

　　曾有一篇报道说，王健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怀慈爱之心，常以士大夫追求的理想人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求自己，言及最想成就的那种人，他如此作答：“我最想成为一个大慈善家，首先成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家，然后成为世界级的大慈善家。”“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孝和善。我是非常看中行孝和行善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东西。”这说得确实不错。

　　另外一篇报道记载王健林对中国慈善传统的认知：“明确地说，中国慈善没必要学美国，我们老祖宗行善的传统比他们强多了。过去一有灾害，富人出来施粥或赈灾，这是非常普遍的。”对自己从事慈善事业的缘由，王健林这样解释：“家庭的教育很重要。老辈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讲为人要行善，对我有一些影响。”

　　2013年底一篇题为《王健林的信仰》的报道则说：如今贵为首富的王健林，信仰逐渐回归传统，信儒家，信善、信孝。

　　2014年初的一篇报道记录了王健林这样一段话：“不谦虚地说，在中国企业界，我的读书量算是很高的。我从小阅读量就大，十来岁就开始读一些大作品，年轻时候也读了很多书，特别是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比较深。”

　　地产界领袖级人物王石也走上了回归中国文化之路。

　　2013年12月下旬，在剑桥学习的王石回到深圳，约朋友共进晚餐，杨鹏记录了王石的一段感言：“过去，我的心态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世界。到哈佛学习，我关心的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开始关心中国文化，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是从这传统中来的。选了《中国传统哲学》课，对一切，要自我更新，重新认识。”

　　王石带领万科开始回归。万科邀请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万科大讲堂讨论亚洲商业伦理。凯博文提出，亚洲尽管有着丰富的伦理传统，但商业伦理建设落后于商业实践，他建议：在儒家文化圈，理应考虑基于德行的伦理，而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王石点评说，凯博文教授两个观点很好：一，重建亚洲商业伦理，要注意挖掘自己的传统；二，像研究MBA案例一样进行商业伦理研究。

　　美国人对孔子的尊重，似乎也感动了王石。王石的剑桥连线点评记载了这样一条：参观美国最高法院时，东面山墙上的三座雕像非常有意思：中间一座是犹太人摩西，右边是古希腊的梭伦，左边大家猜是谁？其实是孔子，为什么？因为他做过鲁国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政法委书记。

　　王石说，大楼建于1935年，雕塑家是叫梅奈尔，梅奈尔为自己的选择做出的解释是，在美国，法律是文明的一部分，通常自然而然来源于或者继承先前的文明。当然先前的文明是来自于东方。

　　王健林、王石，这两位领袖级中国企业家认同了中国文化和儒家。将此放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看，这样的文化立场是罕见的，并具有极为重大的标杆意义，将对中国企业家群体产生极大示范作用。

　　企业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恐怕是文化身份焦虑所催生的。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企业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一群人，他们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但恰恰是成功，让他们产生了焦虑。

　　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最激烈的公知，基本上只在日本待过，对西方文化没有深入把握和切身感受。恰恰因为一知半解，才敢信口开河。相反，中国现代史上的保守主义者大多出自欧美名校，对西方文化有切身感受，所以才能同时看到中西妙处。但保守主义的复杂性远远超出青年学生的理解能力，故大多数时候，舆论被文化自卑、全盘外国化的主张所淹没。

　　王石的表白极为典型。在未与外人平起平坐地打交道之前，企业家们也是反传统公知们的观念俘虏。他们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他们在公私两个方面，都竭力地西化。他们会特别强调中国的现代企业必须彻底拒绝中国文化。为此，他们拼命地读西方书，要让自己彻底西化。

　　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王石远赴英美游学，甘做小学生。放到几年前，如此好学的王石，与西人可以很顺利地建立起师生关系。不过，今日，外人再也不敢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成功企业家当作小学生了。

　　这两年有人抱怨，在中国召开的达沃斯年会之类的国际会议，越来越无聊了。为什么呢？这几年，我听过几场中外人士共同参加的会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似可解释这一点。前几年，在这些会议上，外国人会很热心地介绍西方的成功经验，中国人特别虚心地学习。这两年，中国人仍在认真学习，但外人似乎很少介绍自己成功经验了。他们总是说，中国的表现很出色，他们更愿意倾听中国学者发表看法，介绍中国是如何成功的。谈西方，他们更多地说教训，让中国不要走弯路。西方人准备平等对待中国人了，中国人却还想做小学生，结果就出现了角色不匹配，话不投机。

　　中国企业家其实陷入同样有趣的尴尬境地。他们最早走出国门，总是与西方的精英打交道，且可平起平坐，甚至于人家是用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们。西方人希望从这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可是，这些企业家完全不能就此说出个所以然，你总不能给人家介绍中国是如何认真学习西方的吧。那么，怎么对待外国人呢？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

　　西方人的尊重，让逐步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家陷入文化身份焦虑。人家尊重了，我就不能不反观自己：我是谁？企业家们第一次被迫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事实上，这种焦虑是广泛的，比如，衣冠。一位常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家对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人家邀请我参加鸡尾酒会，我本想穿燕尾服，但中国人穿燕尾服，差不多都像跑堂的。那我穿什么呢？后来，他自己定制了一件衣服，有中国风格。恐怕正是这样的衣冠焦虑，催生了如今的服装定制行业。这些定制的服装，多少都有中国风。

　　在文化身份焦虑之同时，成功了的中国企业家还有这样一个困惑：怎么向自己、向外国人解释自己的成功故事。在国内，企业家当然可以对自己的同类，对媒体、对社会说，我的成功是靠摆脱中国文化，学习西方价值和技术，可到了国外，任谁都不好意思这样说。

　　所以，通常，成功了的中国企业家与国外成功企业家打交道之后，都会有一个发懵的阶段，从何说起呢？完全没有准备啊。逐渐地，他们就不能不讲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能没有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由此，企业家开始深入地思考自己成功背后的中国文化。

　　而事实上，中国企业家的成功确实拜中国文化所赐。回到中国文化，生活与知识、生命与观念之间的紧张将会消弭，他们将顺风顺水，成就更得体、圆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