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新的一年，日本就动作频频，触角遍及亚非欧。
这些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领域的大动作，虽说看起来都是为其自身发展考量，但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却是其中的“隐性”目标。
新年伊始，日本企业就在近年来相当“看重”的非洲吹响号角。
《日本经济新闻》1月10日报道称，日本丰田通商与国际协力银行将参加非洲国家安哥拉的港口开发。
在这项号称将成为“日本企业在非洲最大规模的港口开发项目”中，日本方面将提供多达700亿日元（约合44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有意思的是，看起来是双边合作的项目，报道却“夹带私货”写道，“在非洲，中国一直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的开发”，并扯出“债务陷阱”之说。
本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了会谈。共同社的报道称，双方确认为第7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8月在横滨市成功召开展开合作。报道分析认为，“日本意在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卡加梅前脚刚走，安倍就马不停蹄地赶往英国。
据共同社1月11日报道，安倍与特雷莎·梅会谈后，日英两国就脱欧后构建新的经济协定达成了一致。同时，强调了两国继续推进安全领域的合作，并表示今年春季将在东京举行外长防长磋商（2+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舆论一致认为，日英两国的军事合作尤其是在印太方向的合作，指向的就是中国。
除此之外，日本在南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也在引起广泛关注。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月11日刊文称，日本已经与印度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正在加强与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接触。
文章直截了当地说，日本不断扩大在南亚的影响力，目的就是为了“抗衡中国”。
文章分析称，由于亚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其中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正在作出缓慢但坚定的努力，以确保其在南亚的战略存在和大国地位得到巩固”。
由此可见，近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建群”还是“扩群”，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都表现得相当活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磊看来，这显示了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区域合作和国际协调政策的比重和能力正在提升，其实质是日本的战略自主度在扩大，意识在增强。
张晓磊指出，这种变化的背后有内外两方面因素在交叉作用。
外部因素方面，首先，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冲击，日本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怀疑；其次，看到美国对自身依赖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破坏性效应，日本决定加快对自身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也恰好为日本提供了扩大自主外交的战略空间。
内部因素方面，这种变化可以视为战后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战略自主理念和实践的长期积累的体现。安倍日前提到，要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战后多年来的积累，已经为日本实现总决算提供了一定的战略实践基础。而超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也有意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协调等手段，令日本在未来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
然而，日本在对外战略扩张的进程中，一直都没有忘记中国。正如在前文引用的多家外媒的报道中，多透着日本与中国“较劲”的意味。
而《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在10日披露的另一个消息，则更加印证了这一现象。
报道称，日本要将自己的视力借给“五眼联盟”了。分析认为，日本“入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其在数据领域的快速成长有所顾忌。
事实上，从去年以来，中日关系已经从低谷走出，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正在恢复。但日本在此时还“处处针对中国”，又是意欲何为呢？
张晓磊认为，对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中国应该辩证看待。
一方面，日本在多边主义贸易体制上的态度和理念与中国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当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快正是明证。同时，中日也正在加强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说明中日有拓展共同利益的潜力和空间。
另一方面，面对中日竞争的局面，中方也应注意到，日本在安全上不仅试图加强国际协调，也在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基础上的安全合作。“比如近期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其中涉及的一些计划和政策就具有反制中国的意图”。
张晓磊强调，新的一年，对中日关系来说，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两国能否在经贸合作上达到深化和固化；二是能否在安全上摆脱“陷阱”。
“双方需要增强互信，通过诸多安全信任措施的机制化，来实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建设性互动。”张晓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