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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添加时间:2017-11-26 23: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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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年会上,雷军制订了“开心”战略,即“去KPI”。然而当OPPO、VIVO后来者居上,将小米挤出销量前三之后,在2017年年会上,雷军为小米定下了小目标:“小米整体收入破千亿元。”千亿是什么,是KPI,是绩效。

由此可见,与企业而言,即便绩效管理在近年来逐渐被唱衰。但小米是活生生的例子,企业不得不推行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美国管理学家奥布里·丹尼尔斯提出的概念。而早在1954年,彼得·德鲁克就提出了“目标管理”,在他看来,“绩效管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在二者的理论框架中,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把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相结合,将绩效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层面。KPI衡量重点经营活动,不反映所有操作过程,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简而言之,绩效管理是一个只注重结果,开放执行过程的目标治理模式。

整个20世纪后期,全世界范围内的大企业对是绩效主义推崇备至。管理学大师杰克·韦尔奇在自传中写道:“如果说,在我奉行的价值观里,要找出一个真正对企业经营成功有推动力的,那就是有鉴别力的考评,也就是绩效考核”。

绩效主义逐渐失去光环,始于一个绩效的失败者开始的。
2006年,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郎发表了一篇文章《绩效主义毁了索尼》,在他看来,索尼在数字时代的失败归咎于索尼引入美国式的绩效主义,最终扼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上世纪80-90年代,索尼因半导体收音机和录音机的普及,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但到了2006年,索尼已经连续4年亏损,2005年亏损则高达63亿美元。

天外伺郎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于绩效主义。
绩效改革,使索尼子公司总经理要“对投资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他们不愿意投资风险大但是对未来很重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更愿意做那些能够立竿见影又没有多大风险的事情。

绩效制度的引进让每个业务单元都变成独立核算经营公司,当需要为其他业务单元提供协助而对自己短期又没有好处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积极性提供协作。为了业绩,员工逐渐失去工作热情,在真正的工作上敷衍了事,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倾向,索尼就慢慢衰退了。

天外伺郎的观点,在全球管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摧毁了制造业者的价值观基石。

任何名词一旦被缀之以“主义”,便镶嵌上了意识形态的意味,从而具备了强烈的排他性。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无疑是管理学的一百年,从福特工作法到美国式公司治理制度,从德国车间到丰田生产线,种种管理理念及模式上的变革,推动了工业文明的繁荣。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经济和新的风险投资模式的兴起,韦尔奇所谓的“企业经营的成功推动力”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内部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新技术应用以及资本经营,显然起到了更为显赫的作用。

在中国企业界,互联网人发动了对绩效管理的扬弃,随后蔓延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而这个过程又呼应于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在一家企业面临重大的生态型变化时,会否定既有的制度安排,在极端状态下,会否定存在的一切。

当我们重新回顾天外伺郎的观点,有三个角度仍然值得认真地商榷:

其一,索尼的衰落,是绩效管理导致的失败,还是决策层战略安排的失误?

过去十年,同样是执行美国式绩效薪酬制度的三星迅速崛起,这与索尼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健熙将经营权和责任全部分配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各子公司社长,只对各子公司经营层实行的是“明确经营的完全责任、赋予履职的足够权限、按照绩效奖励团队”的管理模式。事实证明,绩效薪酬有力地扭转了原有的僵化体制、激活分子公司经营团队,助推了三星得新经营转型。

在亚洲地区,从台湾的富士康到大陆的华为,无一不是绩效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甚至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将绩效目标的实现推向极致。

其二,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去KPI的胜利,还是新的绩效目标管理的结果?

无论是Facebook、亚马逊还是中国的BAT,无一不是强绩效型企业,不同的是,他们的绩效目标不仅仅限于利润,更重要的是用户,包括用户的数量、留存率、活跃度、获客成本及客单价。

也就是说,互联网公司的绩效模型是以用户为核心而展开的,而索尼、GE等制造企业的绩效模型是以商品为核心的。

关键不是没有KPI,而是KPI的指向体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而无论如何变化,绩效以及与绩效相关的数字管理,仍然是企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其三,索尼的总经理们“不愿意投资风险大但是对未来很重要的技术和产品”,是绩效目标造成的,还是组织模式落后造成的?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进而改变了企业运营的模式以及对效率的定义,这个变化对企业的组织架构是严峻的挑战,简而言之,越是大型的企业遭遇的困难越大。

企业内部创新能力的激发,并不以放弃管理、特别是放弃绩效管理为代价,而应该建立在组织模式上的自我革命,形成目标高度一致、功能耗散协同、管理空前扁平、自我驱动的特种兵机制。

组织架构的变革意味着权力的放弃和重组,在进化的意义上,这是最为致命的,甚至,失败是大概率事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包括诺基亚、GE、西门子等优秀企业陷入了困境。

雷军在2017年的年会上,为小米定下千亿的“小目标”,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一名反叛者的皈依。

绩效主义的回归以及对绩效的重新解读,意味着互联网思维与新工业革命的融合,前者成为后者的基础设施。

而值得庆幸的是,雷军的皈依并非回到从前,而是可能进行新的绩效管理尝试。管理学的创新已经停滞了十年之久,新的变革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而这次,中国企业可能是最激进的实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