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高度互联的商业环境，使得领导力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从以能力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北京智学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会员（ASTD）、领导力学者徐中博士这样表示，“今天，深刻认识自己的身份变得非常地关键。对任何人尤其是领导者来说，一项基本的发展需求就是将自我的多个方面整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展现自己的价值观、思想和行为—一个完整的‘身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领导者应该如何应对？为什么说领导者适应的办法之一就是把“社会身份”和“领导者身份”融合？
领导力嬗变：从以能力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
“过去，领导力更多地被认为是领导者指挥跟随者、做出决策、创造积极成果所采取的行动。其焦点在于领导者的技能、知识和能力。在层级分明的官僚制度背景下，人们被看做是相互独立的，带着相互独立的目标和观点分别行动。而今天，一种更注重人际关系和互助的领导力观点变得更加普遍。我们日益把领导力看成一个个人与集体建立及维持方向、协同和承诺的过程。焦点已经从个体领导者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徐中说。
之所以发生了这种嬗变，徐中认为，是基于现今高度互联的商业环境，使得组织成员的工作强度和频度普遍在增加。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一份普通工人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孤立的重复性操作，无须纳入太多的个人思考。
进入工业4.0时代，科技的跨越式进步缔造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工人，与此同时，工作内容更复杂，绝大多数组织，需要的是大量的协同和大量的沟通互动，组织亟需从员工那里获得创造性的想法，情感连接也变得空前地密切。徐中认为，“工作越复杂，越需要借助他人的智慧。而对于领导者而言，借助他人智慧的前提是，认识并展示一个清晰的自我。”
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徐中引用了著名的“德鲁克经典五问”—这是管理学怒大师德鲁克在1999年提出的21世纪领导人将由管理好别人转向管理好自己的理念。德鲁克认为，从古至今，每一位伟大人物都是自我管理的典范，一个好的自我管理者必须回答这样五个问题：
1、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2、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3、我应该做什么？我如何工作？我有什么贡献？
4、我在人际关系上应承担什么责任？
5、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在这五个问题当中，其中有三个都和“身份”息息相关——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在人际关系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甚至严格说来，每一个问题都与领导者的身份属性具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在今天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不管组织还是个人，在发展个人和组织能力时，都不能忽视非职业身份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占其职业身份的大部分，与国家、种族、性别、语言、宗教、年龄层、性取向等群体特征密切相关。而领导的有效性意味着，领导者要理解他们的身份对他人的影响，同时，领导者要帮助他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谁。
如果将社会身份的应用作为领导力考量的一个维度，那么由此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层级的领导力水准：
初级领导者 初级领导者想让自己看起来像领导者，关注如何彰显自己的独特性，与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在考虑集体问题上欠缺经验，并且独立于他人考虑自己的行动。
中级领导者 中级领导者发展了更多具体情境的知识，他们从自我导向转变到将他人囊括进来。
高级领导者 作为最高级别的专家级领导者，不仅能理解集体背景下的自我，也理解他人与集体的关系，并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环境和他人。专家领导者对自己有充分的理解，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与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一起有效工作。他们能塑造包容所有人的组织身份，并用这个共同的身份维持群体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承诺。
构建身份以获得组织的最大化认同
社会身份能够为领导者的发展提供机会或制造障碍，从而起到释放或压制个人潜能的作用。如果领导者培养与社会身份相脱节，而且社会身份在背后阻碍到领导者的发展机会，那么它将压制领导者的潜能。反之，如果领导者与社会身份相契合，那么它将释放领导者的发展机会。
在政治领域，政治身份已经成为领导者的领导风格与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角色不同的是，政治身份的内涵更加地丰富，它包含了个性、信仰、形象等内容。政治身份可以比较明确地暗示或是回答候选人的价值观、品德以及他能否胜任职位等问题。所以，公众关注这些简洁的概念，而竞选团队也会费尽心思地确保围绕身份的这些概念能被公众正确地接受。
徐中例举了现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奥巴马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不会被当做美国典型领导者的人：非裔美国人、被单亲妈妈抚养长大，这些并没有体现出多数选民的特征，他的外貌也不像他的前任们——都是白种人，大多数来自有影响力的、富裕的家庭。然而，奥巴马通过强调自己与大多数社会群体相同的地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合适的身份，成为美国人的代表。
众所周知，奥巴马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是非洲黑人，母亲是白人，而他早年的大部分时间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如何面对和理解他有一个非裔父亲的美国人身份，对奥巴马的心理和政治发展都有关键影响。
在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描述了他如何寻觅他的父亲和他的身份认同的故事，该书让读者亲身体会到一个混血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长大的感受：你知道两个不同的世界，却不属于任何一个，而自己要为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奋斗。
大学毕业后，奥巴马选择服务于一家民权组织，致力于改善黑人社区的生活条件，追求自己的权利。后来，他把这段时间定性为一种“寻根式”的精神觉醒。正是这样清楚的身份定位让奥巴马决心从政，而且是要竞选地位尽可能高的公职，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公众服务。
奥巴马是他自己身份的经营者，在他的竞选活动中，他呼吁美国人分享共同的未来。他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身份吸引他人，为所有美国人塑造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在竞选中，奥巴马突出代表自己是一个非裔美国人，有一个白人妈妈，由白人祖父母养大。
虽然母亲是他唯一的支持来源，但是奥巴马选择了美国精英做的事，比如进入常春藤盟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在芝加哥的社区组织工作，他获得了城市人群的认同，而他堪萨斯州的祖父母灌输给他的价值观，则让他获得了乡村地区人们的认同。
纵观奥巴马对个体文化身份的追寻，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社会身份嬗变的轨迹，体会他对于社会身份的自我构建过程。多元文化背景使他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身份归属，他努力不使主流文化消融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边缘文化属性，在逐渐理解和包容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社会身份认同。
将身份障碍转化为有力的领导力资源
社会身份可以是领导力培养的一种强有力资源，但在很多时候，社会身份对于领导力的培养也意味着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来自社会的成见，以及长期形成的组织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将独特的社会身份转化为强有力的领导力资源，显得更加重要。”徐中说，“即便你的社会身份在组织和更大的社会层面看来是‘异数’，依然可以凭借富有智慧的身份运用赢得大多数人。”
在商业领域，一个堪称典型的案例来自现任苹果CEO蒂姆·库克。2014年10月30日，蒂姆·库克在《商业周刊》网站上撰文，公开阐明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称这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之一——苹果公司的CEO，库克这一身份的公开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要知道，过去十六年，尤其是2011年前，尽管库克一手为苹果打造了供应链、设计及营销的神话，但他一直躲在光芒耀眼的乔布斯身后。“如果分析库克的声明，除了主体部分讲述自己的奋斗史之外，最重要的意图是在阐明他对于同性恋这一身份以及公开这一身份的态度和看法。”徐中分析说。
库克在其个人声明中表示：“同性恋身份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位少数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给我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能够深入洞察其他少数派每天都在应对怎样的挑战。它让我更加善解人意，并由此经历了一段更加丰富的人生。它有时让我感到不舒适，心神不宁，但它给予我信心，让我有勇气张扬个性，走自己的路，超越逆境和偏执。它还赋予我一身犹如铜墙铁壁般的犀牛皮——当你是苹果公司CEO的时候，这层皮囊随时都能派上用场。”
成为苹果的CEO，让库克不得不活在大众和媒体的注视之下。虽然他也十分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但他表示愿意为了大家而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为与他一样的群体带来支持与力量，这种个人隐私的牺牲在他看来是值得的。
对自身特殊身份的确认，为库克个人以及苹果公司在形象、品格的提升带来了一次重要的契机。正如库克所言：“我是如此幸运，领导了一家长久以来倡导人权和人人平等的公司。我们将继续为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我也相信，在这家公司，换成任何人当CEO，不管他们的族裔、性别或性取向如何，都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个人将继续为所有人的平等而大声疾呼，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尽管围绕库克的“同性恋”身份依然引发了巨大争议，但事实上，除了中东、俄罗斯及非洲舆论偏负面外，欧美与亚洲的舆论充满更多的认同，尤其是无数的年轻人。而将自身与公司命运捆绑，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即便这不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商业事件，也不得不承认，对于苹果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品牌广告。
苹果试图在向新时代的青年传递这样的印象：关注细微和少数群体，对他们充满同情；苹果公司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生态模式，充满创新与包容的文化心态。而对于库克来说，向外界确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在以牺牲个人隐私的方式，为备受质疑的苹果和故去的乔布斯献祭，也由此确立了库克时代，并为苹果的未来做了一个巧妙的代言。
“苹果CEO的案例，是对于相对单一身份的一个扁平而极致的运用。事实上，铸就领导者身份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涉及对自我的深度理解。每个人都有多个社会身份，这些社会身份对所有领导者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潜在的影响，不管是来自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的领导者。”徐中表示。
在当下，任何领域，组织动态的不断变化导致领导者往往面临着更多样和复杂的身份工作。要建立人们对于一个全球化工作场所的深度信任，领导者有必要成为这种多样化身份的经营者，在一个包含众多不同社会身份群体的集体中，为绝大多数人创造一种“共识”。巧妙地将社会身份与领导者身份融为一体，是发挥个人能力、建立组织信任、树立精神领袖地位的关键。
